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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铜贝器出土地的晋宁属滇池区域。当时滇池区域已有河蛮部族(西南夷中的一个强大部族。河蛮后来分为白蛮、乌蛮两支部落，分别是白族和彝族的先民)居住，我们有理由推断：在汉代，地处边陲的云南纺织工艺已经相当发达，其中必定有河蛮的纺织品，也就是说，必定有白族、彝族先民们的纺织品。

在云南元谋大敦子，洱海及金沙江流域等新石器时代遗址中，还发掘出大量四、五千年前原始的石质、陶质纺轮、纺锤等工具，证明了新石器时期云南已经有了纺织生产。《后汉书·哀牢传》中记载，永昌地区(今保山市及部分大理州)“土地沃美，宜五谷、蚕桑。知染彩文绣……兰干细布，织成文如绫锦。有梧桐木华，绩以为布，幅广五尺，洁白不受垢汗。”这更进一步说明，当时不但有了棉、毛、麻等织物，并且能利用天然染料，印染出白叠花布。可见南诏、大理国的纺织技术已与中原不相上下了。

又据《滇志》记载，云南丝蚕生产也很发达。赵州(现大理市凤仪镇及其周边地域)丝是遐迩闻名的，汉时就有赵州丝出口到掸国(缅甸古称)、身毒的历史。南诏时期，洱海区域就生产出**的“红布”，鹤庆也有“井口布”出口的记载。

《前汉书·西南夷两粤朝鲜传》中说：“元狩元年博望侯张骞言，使大夏时见蜀布邛竹杖。问所从来?曰：从东南身毒国，得数千里得蜀贾人市。或闻邛西可二千里有毒身国……”大夏人所说的“贾”，很可能就有西南夷，即我国西南边陲的土著、商人、马帮。

因为，早在北方丝绸之路开辟前的几**，西南夷就通过数**艰辛，以叶榆(现大理古城)为起点开辟出了一条秘密的南方陆上丝绸之路。通过这条密道，西南夷早就与东南亚、南亚、西亚、中东有了频繁的经济文化往来。张骞听说的“蜀贾”、“蜀布”，我怀疑有误。一、也许大夏人不太能识别我国商贾的籍贯、口音，随意说成是“蜀”人“蜀”布。其实，那时的外国人，只认识中国是“汉”、“唐”或“China”，根本分不清中国人籍贯的细微区别。我想，即使当代的老外，能分清者也是****吧。二、或者，干脆就是张骞自以为是，以为到大夏的中国商贾就是“蜀贾”，布帛就是“蜀帛”了。

张骞当时并未到过云南(张骞是从大夏沿北方丝绸之路返回长安后，向汉武帝奏报他的见闻，受汉武帝派遣才到云南来探查西南夷的秘密通道的)，当时他即使见到了西南夷运到大夏的商货，也未必能够认出哪些是云南的商品。不过，无论如何，中国商贾运去的商品中必有产于云南白族的布帛、丝绸，这是毋庸置疑的。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当时作为南方陆上丝绸之路的中心——叶榆、永昌的民间纺织业已经有了相当高的工艺水平和产量。这就为大理白族先民的扎染染织奠定了稳定的物质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