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鸿隽发展科学的主旨

1925年9月，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简称中基会)干事长范源濂邀其赴北京任该会专门秘书。中基会系以美国第二次退还的庚子赔款余额建立的科学基金组织，任务是管理和支配基金，以发展中国的科学、教育和文化事业。他很愿意借此推动中国科学事业的发展，因而工作尽心竭力，成效显著。

任鸿隽发展中国科学事业的主张，对中基会的工作方针和事业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在他的积极努力下，中基会运用自己的财力，兴办科学事业，资助科学机构，如设立了编译委员会、社会调查所、静生生物调查所等，兴建了北平图书馆，资助**研究院、中国科学社、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地质调查所、青岛观象台、广东植物研究所和若干大专院校等，还派遣了大批有志于科学事业的青年出国深造。对学有所成的科学家设置研究教席，对科学研究有成绩者进行奖励等，培养了大批科学人才，为中国现代科学和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了极大的贡献。

1935年，任鸿隽被委任为四川大学校长，他到四川大学后，*先进行调查研究，然后发动教师和各级单位主管者，一同拟定了改建四川大学的宏伟计划，包括兴建图书馆、文学院、理学院、法学院、农学院、办公室、教室、实验室、大礼堂、宿舍、体育馆等;还厘定课程;延聘教授;整顿学风等。经多方努力，取得了全校师生和当时教育界以至***的支持，筹备了300万元建筑费，并立即组织实施。1936年他辞去中基会干事长职务，专心从事四川大学的校务和建设，期望经三五年的努力，使该校跻身于全国**学府之林。正当他在事业上蓬勃发展之际，他的夫人陈衡哲(川大西洋史教授)连续著文抨击四川**社会，从而遭到四川上层社会的不满和忌恨，引起对她的激烈攻击。此事迁怒到任鸿隽，使他壮志难酬，1937年6月被迫辞去四川大学校长职务，仍回中基会并从事编译工作。对他的辞职，当时《*立评论》上有一段记述：“任鸿隽先生此次坚决辞去**四川大学校长职务，使我们关心高等教育的人都很惋惜。他在川大的两年，真可以说是用全副精力建立了一个簇新的四川大学。我们深信，他这两年努力种下的种子，不久一定可以显现出很好的结果。”

在**战争的艰难岁月中，他努力配合蔡元培****研究院及所属各所开展工作。他因陋就简，在化学研究所内筹建了实验室，使科研工作得以正常进行。他还利用转移到乡村躲避日军对昆明进行空袭的时间，翻译《科学史及其与哲学宗教的关系》一书。该书于1946年3月以《科学与科学思想发展史》为名在重庆初版。同年6月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再版。这是我国较早的一部科学史译著，也是一部受学术界重视和欢迎的大学丛书。

1941年冬，中国科学社和中基会转移至重庆北碚。1942年他仍兼中国科学社社长等职。中国科学社自1944年1月直至60年代初中国科学社结束工作为止，因其在中国科学社事业上的成就**，他均担任中国科学社社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他看到党和**重视科学事业，于是他征得中国科学社的理事及全体社员的同意，1953年主动向**有关部门提议，将中国科学社的全部事业生物研究所、明复图书馆、中国科学图书仪器公司等机构，以及《科学》月刊、《科学画报》、《科学季刊》、《科学丛刊》、《科学译丛》和《科学史丛书》等书刊陆续奉献给国家，经**批准，他将中国科学社所属各项事业及其房屋、财产等逐步移交给中国科学院、科学出版社、上海科普协会、上海图书馆等单位或部门，1960年5月4日全部移交完毕。至此，历时45载的中国科学社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人民**及科学界，对任鸿隽的功绩给予充分肯定。1949年，他作为特邀代表出席了**届中国人民**协商会议，参与共商建国大计。此后，他热忱参加人民政权的建设，尤其在科学教育事业方面，继续做出了积极贡献。他历任**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华东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上海市人大代表、第二、三届全国政协委员、全国科联常务委员，上海市科联主任委员、上海市科协副主席，上海科技图书馆馆长和上海图书馆馆长等职。

任鸿隽知识渊博，著述宏富，一生撰写论文、专著和译著300多篇(部)，内容相当广泛，涉及化学、物理、生物、教育、**、文学、科学思想、科学组织管理和科技史研究等多方面。他的学术思想和对科学事业的开拓精神，至今仍为学术界所重视。他生性淡泊，不慕荣名，为发展祖国的科学事业呕心沥血、奋斗毕生，在我国现代科学技术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