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文化运动中的角色
任鸿隽在留学期间对比中西差距,认识到中国*缺“科学”,由此在留学生中发起“科学救国”运动。由此在中西文化的沟壑间修桥铺路,更在科学救国的目标下,探索中华民族走向新生而应确立的价值观念,为此**擎起了将“**”与“科学”并举的现代化旗帜,成为神州大地上在新文化运动惊雷乍响之前悄然绽放的**枝报春花。
1917年,任鸿隽曾聆听奥伯林大学教授M.梅特卡夫的讲演,梅氏认为,如同肌肉有收缩与舒张、物质间有吸引与排斥一样,人类社会是需要保守与**两种力量并存的。社会中的保守与**分别表现为“传统主义”与“科学精神”,是维持社会稳定和推动社会前进的两种必不可少的力量。梅氏告诫中国留学生:中国长期受保守主义之统*,进步缓慢不足为怪,当前急务是要普及科学精神,尔后才有进步可言。 任鸿隽认为“其说颇针发吾国人症结而药之”。他翻译了梅氏的讲话,刊登在《科学》杂志上,期望国人接受它。回国后,他长期致力于向国人普及科学精神,推动科学研究,提倡科学家以发现新知识为己任。
科技政策研究的先驱者
在任鸿隽的著述目录中,长长排列着《科学与工业》、《科学与教育》、《**与研究》、《科学之应用》、《科学与近世文化》、《科学与社会》,他在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工作期间,发表了许多有关科学、技术和教育问题的言论,在今天看来是属于“政策研究”范畴的。
在**战争中,他奋力支撑着中国科学社,也同时密切关注着世界科学的发展趋势。一到抗战胜利,就强调“要把发展科学当作此后立国的生命线”,并具体提出:**,要把发展科学确定为“国策”;第二,要为发展科学制定一个具体而整个的计划;第三,国家要为发展科学作出专门的预算;第四,管理科学事业的人员要由**担任。1949年4月,他在*******组织主持召开的座谈会上,再谈“要把科学当作国策”,同年10月发表《敬告中国科学社社友》的讲话时,强调“科学研究已成了新**的国策”,更显出对科学传播的急切的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