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调阳抗击倭寇

明朝嘉靖末年，奸臣严嵩把持朝政，谄谀媚上，欺上压下，谁不顺从，就编织罪名迫害。致使谁也不敢说真话，文不尽才，武不用命，国势削弱，边防废驰。外敌乘机入侵。蒙古在北方骚扰。

鞑靼贵族军屡屡南下，一直打到北京城下。而在辽东、山东、浙江、福建、广东等沿海地区，倭寇流窜，滥杀无辜，焚烧庐舍，掠夺财物，当地居民恨透了这些日本强盗。但是，沿海诸卫所的士卒仅有原额的三分之一，沿海的战船仅存一二，遇警只好募渔船充数，无力抵御倭寇。

朝廷忠奸斗争一直不停，吕调阳却不附和严嵩奸党，暗地与忠臣徐阶，张居正等人来往。他官不大，不是奸党主要政敌，严嵩没有害到他。嘉靖死后，穆宗继位，严嵩倒台，徐阶、张居正等湖北籍官员开始掌权，整理边务，起用谭纶、戚继光，练兵蓟州，加强北部防务。

戚继光筑台三千，起居庸关至山海关，控守要害，以对倭寇作战有经验的浙兵为主力，根据蓟州的地理条件和同蒙古骑兵作战的特点，从实战出发，加紧训练。倭寇见戚家军不同于以往的明朝军队，士气逼人，就跑到南部沿海抢掠，长驱直入到浙江淳安、歙县、芜湖，犯南京，途经数千里，杀伤四千人。穆宗大惊，徐阶、张居正即令戚家军分兵南部沿海。但倭寇时而东，时而西，偷袭不止，令戚家军防不胜防。戚继光想：这种严防死守也不是办法，得有神兵利器威慑倭寇。可是用什么兵器好呢?

戚继光把自己的想法汇报给了张居正，张居正也赞同戚继光的建议，只是在具体用什么兵器的问题上没有更好的意见，遂找来吕调阳商量。

吕调阳和张居正是莫逆之交。两人祖先都是大明军官。张居正原是凤阳定远人，当时移民湖北江陵;吕调阳祖籍湖北大冶，现居桂林。两人认了湖北同乡，政见一致，有什么事能推心置腹商量。张居正时任吏部左侍郎，吕调阳是礼部侍郎，两人曾编著《帝鉴图说》教导穆宗，所以同是穆宗的老师。徐玠退休，张居正继任宰相，吕调阳当副宰相。

听完张居正的叙述，吕调阳略作思考，即献了一个破倭寇计——大刀计。他告诉张居正，倭寇大都长得矮，虽然凶残狡猾，但最怕被砍头，因为他们迷信地认为把头砍掉了不能再投胎重返人世，来世只能做牛做马，变猪变狗，所以日本人自杀只剖腹而不砍头。针对倭寇这种生理缺陷和心理恐惧，明军可挑选一千名高大强壮军汉，全用蒙古大马装备，闻警迅速出击，专砍倭寇的头，砍一颗头就可吓倒一大群;砍一批头，势必没有下批敢再来。

张居正立即告诉戚继光这个破倭寇计，戚继光认为这个计策好是好，但必须有相应的大刀方能奏效，还要战马临战状态好。吕调阳拿出一把战刀和一只铜铃，说：“这把战刀是我高祖投军所用，是高祖自己在家乡大冶打制的，是用大冶的磁铁矿石精炼而成;这把刀二尺八寸长，四寸宽，稍带弯，比倭刀长，刀刃锋利，吹发即断，砍头如切瓜。再看这个铜铃，是我曾祖父所留，当年曾祖接替高祖军籍，编入骑兵，他回老家大冶，用铜绿山的铜，用何锡铺的锡，合炼成锡青铜，请铜匠打制这个铜铃。此铜铃比一般铜铃响声宏亮，一匹战马颈上挂三四个，马奔跑起来铜铃撞响，马就会亢奋起来。而系铜铃的铜链不易断，不要声响时可以轻易地摘下铜铃。”

张居正、戚继光称赞这两件兵器是可以镇住倭寇的杀手锏。吕调阳继续献计：“湖北大冶自古盛产铜、铁，水牛也多，可采大冶铜打制铜铃，采大冶铁冶铸大刀，用牛皮和铜做头盔铠甲，装备戚家军。”

三人反复合计了好半天，商定了一些具体的细节后，张居正立即布置下去，湖北兵器厂得令，即刻到大冶调运铜、铁、牛皮等赶制大刀、铠甲。

武器先进先赢三分仗。高头大马，锋利大刀，戚家军如虎添翼，一有倭警，大队骑兵立刻出发，“叮铃、叮铃”之声声震寰宇。战马听到铜铃声，精神大振，四蹄如飞，身材高大的军汉身穿坚固的铠甲，挥舞大刀，向倭寇头上砍去，刀到头落，倭寇三魂吓掉两魂，生怕掉了脑袋没法投胎，永远下地狱，逃也逃不赢。从此，倭寇不敢上岸，只能在远海为匪为盗。沿海倭患渐渐平息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