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开渠的治学态度和道德风范深为人们称道。他实事求是,严谨治学,从不马虎。他做试验研究都是使用大量材料做样本或调查大量数据,总是力求从大量材料所表现的多样性中去探索其共同点,找出规律性,使得出的结论更准确和符合客观实际。
他常说:我们搞研究下结论要经得起推敲,经得住历史的考验。即使象用早、中稻做双季连作晚稻品种问题,是经过多年重复试验得出的结果,但也要在生产实践检验后再次重复试验加以验证才行之于文,公之于世。他从不人云亦云,随声附和。1956年因主张四川稳步发展双季稻而被斥为“保守”的时候,他坚持自己的意见。在大跃进年代农业到处放“高产卫星”的形势下,对农业科学家,特别是象他那样的知名水稻专家,压力是很大的,但他并没有放弃他根据科学理论和实践经验所形成的观点。学生要做2.5万公斤的双季晚稻卫星田,问他能不能办到。明知办不到,又不能正面否定,只有在一丝苦笑之后说:你们多采取点措施看看。然而思想是很不平静的,经过多少次斗争,终于在笔记本上写下了“宁做移山愚公,不做牵驴老翁”的决心,以表达他要坚持实事求是的信念。
他强调亲自动手,埋头苦干,最讨厌只说不做的人。过去所做的大量试验研究工作都是他自己带领助手或技工调查测定的,后来担负行政工作后,不管有多忙,总是要争取参加调查和整理素材,力求掌握更多的第一手资料。他给全校师生做各种报告都是自拟提纲写讲稿。水稻栽培尽管他已讲过若干遍,他仍然认真备课,反复推敲讲课的内容、次序和方法。白天工作忙无法备课,便在清晨三、四点钟起来备课。
他自奉简朴,以身作则教育干部和子女。身为教授兼院长,到7公里外的姚桥实习农场去指导那里的助手实施研究计划、参加田间调查,都是头顶烈日骑自行车去。他最后一次去北京为《中国水稻栽培学》定稿,在身患癌症,腰疼得十分厉害的情况下,依然照旧到运输公司车站去乘大客车到成都。以前尽管家庭经济不宽裕,仍省吃俭用捐资给家乡办学。他所得的稿费绝大部分都捐赠给了中、小学。对家庭经济有困难的助手,他也毫不吝啬地赠款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