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宗鲁与徒弟王利器

向宗鲁(1895-1941)，原名永年，后更名承周，字宗鲁，重庆巴县龙凤乡人。自幼聪明好学，有“神童”和“向书柜”之誉。向先生1931年曾应聘到四川大学中文系作教授，不久离开。1937年，他再次被聘为川大教授，直至1941年逝世于峨眉。

王利器(1912-1998)，字藏用，重庆江津人。因其整理校勘出版的中国文献古籍逾二千万，被人戏称为“两千万**”。王先生1937年进入四川大学中文系学习，1944年他从北大文科研究所毕业后，回到四川大学文科研究所任教。

向宗鲁和王利器都是**的国学**。王利器曾两度师从向先生，在恩师的引导下走上校勘与考释古籍这条国学研究之路。师生情谊深厚，特别是在向先生去世后，王利器历经险阻运恩师灵柩回乡，更是被传为佳话。

两次师从向宗鲁

王利器初中毕业进入重庆大学高中部学习，虽是高中，但是授课的老师却大都是大学本科的教授，其中就有学府三车的向宗鲁。向宗鲁先生是驰名重庆大学的“三鲁”(即何鲁、文伯鲁、向宗鲁)之一，讲授《清儒》一课。王利器后来将《清儒》一篇详注为一书，并恭送向宗鲁审阅。向先生阅后不觉对这位中学生刮目相看，评价为：“不让周予同之注皮锡瑞《经学历史》，专美于前”。得到向先生的鼓励，年轻的王利器对国学的兴趣愈加浓厚了。高中毕业后，他便考取了四川大学中文系。让他不曾想到的是，大学三年级时，向宗鲁从重庆来川大任教，师徒二人又再次相逢，共续师生情谊。

向先生认为王利器的派名太过显露，赐字藏用，且谆谆教诲道：“善藏其器，所以善待其用。”老师对学生的期许之情于此可见一斑。后来，四川大学为了躲避敌机的轰炸，迁校峨眉，在峨眉艰苦的环境之下，向先生仍然对王利器的毕业论文《风俗通义校注》指导有加，并将这篇论文**参加了国民****届全国大学生毕业会考，该文获得了中国文学组**名的成绩，王利器也被授予“荣誉学生”，**和地方的各大报纸都公布了这一消息。王利器因此还获得了一大笔奖金，只不过时隔两年后才领了下来，当年能购置田地的奖金也只够买一方端砚了。

大学毕业时，王利器想报考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他的想法得到了向先生的支持。向先生鼓励他走出去多学知识，开阔视野。“四川学子就应该走出夔门，看看外边的世界。”很多年之后，王利器仍然记得恩师对自己讲过的这一段话。“转益多师是吾师”，向先生不仅自己为**传输“真经”，还让王利器多向其他老师学习，比如关于《后汉书》有无叙传的意见，就**其向专*《汉书》的**季皋先生多多请教。正是因为向先生这种专心向学的学术作风，以及诲人不倦的无私帮助，才使得王利器打下了牢固的基础，积累了丰富的典籍知识，引导他慢慢走上了校勘之路。老师的严谨勤奋也成为了王先生一生奉行的准则。

扶恩师灵柩归乡

1941年暑期结束后，向宗鲁回到峨眉川大文学院。因为在返程的货车上日晒雨淋，受凉中暑，他一病不起。同年11月，向宗鲁病逝于峨眉。当时正在李庄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学习的王利器，听到恩师去世的噩耗悲痛万分，他立即向导师傅斯年请假奔丧。

王利器在宜宾包了一辆滑竿，从旱路连夜奔赴峨眉。在峨眉山下报国寺的灵堂前他痛不欲生，泪如泉涌。因为巴县的师母牟红仪希望王利器将向宗鲁的灵柩送回故里安葬，在悲痛之余，王利器立刻着手安排此事。经过与学校的交涉，校方补发了向先生一个月的薪水约300余元，并派学校工友老史同王利器一起扶柩归乡。但是，这笔*仅仅只能租船从峨眉到江津北岸中渡街，从中渡街到巴县的龙凤场小湾之处还有七八十里的旱路，而这笔费用比水路费用更为庞大。为了尽快送恩师归乡，王利器积极想着办法。当年王利器毕业论文获得全国大学生毕业会考**名，被时人称为“状元”，不少人来请他写寿序或是墓志铭。其中，他为一个重庆财阀写墓志铭而获得了一笔可观的润笔费用，王利器将这笔费用作为股金加入了创业银号。现在急需用*，王利器决定将这笔*在江津取出，作为恩师的运柩费用。

在峨眉开完追悼会，第二天从报国寺灵堂出发，王利器等人开始了路途艰辛的扶柩之行。向宗鲁的遗书和遗物有14挑。由于棺材很大，船很小，王利器和工友老史只能蜷缩在棺材两边，连腰都几乎无法直立。路过险滩时，船工和老史都劝王利器上岸，过了险滩再上船去。可是王利器**上岸，他说：“船在我在。我上岸了，万一出事，我怎样向师母交代，怎样向四川大学交代。”此时的王利器早已将生死置于度外，唯有恩师的灵柩重于一切。师生情深，让人动容。好在虽然惊险，但也顺利到达了宜宾。到达宜宾后，王利器立即去江津取出了创业银行的股金，并雇用了三十人。其中，十六人抬灵柩，十四人挑书箱，从旱路将恩师灵柩送回了小湾。王利器亲自布置好灵堂，完结了扶柩归乡之事。自峨眉出发，历时一个星期，行程1000里，跋山涉水，克服重重困难，总算有了一个结局。王利器也松了一口气，用“死者反生，生者不愧”来印证此番心态。王利器的重情重义也被原四川大学中文系教授庞石帚盛赞为“行芳而名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