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期间,许老被隔离、审查、靠边站。他成了“反动学术权威”,“一老二公”(指许老及王佐良、周珏良二公)均受到很大的冲击。许老的书都被所谓的造反派贴上封条,但他没什么怨言,对一切都是默默地承受着。他说自己是1957年1月加入组织的老共产党员,惟党是听,惟党是从。
1970年他去了干校,来到湖北沙洋。先住竹棚,后迁入砖房,20多人同居一室,生活诸多不便。据北外庄绎传先生回忆:“许老有个习惯,熄灯后打着手电看一会儿书再睡。过了几天,我对他说,希望他不要再打手电看书。从那以后,他再没有打着手电看过书。”“有一天刮大风。窗外有个井架好像快被吹倒了,周围的幔布也像要吹掉。我说咱们把小窗户关上吧,许老说好。等我关上之后,他说:“我在家里一年四季都是开着小窗户睡觉的!”为了其他同志,许老改变了自己多年的生活习惯。
在80年代中期发生过这么一件趣事,有人说完全可以编进《新世说新语》:常年在北外校门口摆摊儿的一位皮匠师傅托英语系一位教员带话给许老说,您许老是无人不知的名教授,但一个月的工资还不及我两三天的收入,您有何感想呢?许老听到后又托这位教员回话说,咱们两个人都依靠自己的劳动维持生活,没有什么不一样。如果硬要说有什么差别的话,那就是审美对象不同。你一锤子下去,砸得准,打得牢,便获得一种美感。我读书写文章,得一佳句,也能高兴好几天。真正全神贯注工作的时候,你和我追求的都是成功所带来的美学上的享受。
北外校长助理顾曰国教授难忘“哲人”许国璋先生:“我最后一次与许老交谈是在他作古前一个月。我从教室骑车回家,见到许老由人陪着在花园里散步,就赶紧停下车走过去。他见到我,困难地要向我笑出他那习惯的朗声大笑,可是显然已经力不从心。我很难过,不过还是设法显出一副高兴的样子。他最后叮嘱我的几句话我终身铭记:‘小顾,我听说他们将来要培养你当副校长,你不要推脱,也不要忘乎所以,要好自为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