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夫妻车耀先与黄三

车耀先与黄三姑娘于1918年冬结婚。那时的女子，一般都是有姓无名的，还要裹小脚。车耀先认为夫妻间是平等的，女子也应该有自己的名字，于是替妻子取名为车黄体先，还坚决支持她放了脚，解除了裹脚之苦。黄三姑娘没读过书，车耀先就送她进妇女学习班学了一年多的文化。

他们刚结婚不久，车耀先就在一次战斗中负了重伤。头骨被打碎了一大块，当时查战场的人都认为车耀先已被打死了，就脱下他的衣服，把他推放在一个弹坑里，想把他就地掩埋了。车耀先在弹坑里昏迷了一天一夜，竟苏醒过来，被一个好心的农民发现，把他救了起来。由于车耀先伤势过重，子弹穿过颅骨，弹片潜入脑膜，又感染了破伤风，每天高烧不止，不省人事，生命危在旦夕。面对突来的灾难和垂危的车耀先，黄三姑娘日夜守候着丈夫，几天几夜都没合眼，为丈夫端水拿药，煮稀饭等，直到车耀先脱离危险。

车耀先把妻子带到军中。此时的黄三姑娘已为连长太太，但她心地善良，又非常勤劳，常常为士兵缝洗衣物，还为伤员熬汤煎药，没有一点官太太的架子。士兵们都喜欢她，称她为“好心的车娘娘。”

在后来坎坷的岁月中，黄三姑娘的确能体念丈夫的抱负和心志。他们志同道合相亲相爱，家庭和谐幸福。

后来黄三姑娘连续为车耀先生下四个女儿。婆婆不高兴了，要儿子娶妾，为车家延续香火。车耀先向来都是顺从母亲的。这次却坚决拒绝。黄三姑娘一生为车生下8个儿女，养活的有3个女儿两个儿子。她关注儿女们的文化学习，还陪儿女一起读书，孩子们有时成了她的老师，教她识字。通过学习，黄三姑娘后来可以读报纸和看简单的小说了。

车耀先在这里度过了紧张而又峥嵘的十余年岁月，他更多的是从事革命斗争活动，而 “努力餐”的实际业务经营工作就落在了妻子身上。黄三姑娘从繁杂的事务，到清洗碗筷等劳动，直至经营管理的全部过程，她都要亲自动手过目，做到心中有数。

车耀先每天在外忙于爱国救亡，办刊办报，只有每天晚上吃饭的时候，夫妇俩才能相聚一会儿。黄三姑娘会给丈夫准备几个小菜，一碟花生米，一盘豆腐干，一碟辣椒面什么的，还来一二两白酒，夫妻俩小酌几杯。吃饭的时候，黄三姑娘向车耀先说餐厅当天经营的情况，车耀先向妻子说一说当天在外用了多少钱，这是他们互相报账的习惯。黄三姑娘记性特好，她不会写字，但她经手过的账目全都一清二楚。丈夫总是说你不用给我报账了。“这怎么行?”黄三姑娘说：一个女人家，万一把生意做垮了，我还说不清，每次说一下，你心头有个数。

当丈夫说自己在外用了多少钱的时候，黄三姑娘总是说：“你不用报账，一个男人家，哪能不用点钱，我知道你爱读书，到了书店，看到想要的书，没钱怎么行。”说完总问丈夫还有没有钱，总要想方设法塞几个大洋给丈夫。他们这种开诚布公，互相信任的做法，至今被儿女们作为美谈。

国民党在成都制造了“抢米事件”，车耀先在一天晚上被一群不明身份的人抓走。黄三姑娘四处奔走，打听丈夫的下落。几经转折，才从一个熟人那里听到丈夫留下“大概一时回不来了，请把儿女们照看好”的口信。

黄三姑娘在极度悲痛中，坚强地支撑着丈夫创办的“努力餐”，使其继续经营下去。她既要照顾年迈的婆婆，又要多方筹集学费让几个孩子继续上学念书。在丈夫被抓走的岁月里，她每天早晨都要把丈夫住过的小屋打扫得干干净净，如同车耀先在家时一样。黄三姑娘对丈夫的每一件东西都充满了深情，对丈夫的书籍特别爱护。当时日机随时都可能轰炸成都，黄三姑娘特地让人把这些书转移到乡下妥为保管。

1946年黄三姑娘收到车耀先在“中美合作所集中营”让人转来的，狱中花了六年撰写的几十万字的《四川军事史》和一部尚未完成的《自传》手稿。黄三姑娘视为珍宝，一直精心地收藏，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才转交四川省博物馆保存，完成了丈夫的遗愿。

黄三姑娘虽然不是共产党员，也不知丈夫是共产党员，但她支持丈夫以及同丈夫有来往的人，一直同从事党的地下工作的同志保持亲密来往，义不容辞地为他们代买大米、棉纱等实物储存起来，使党的经费不因钱币的贬值而受到损失。不少进步青年在她家聚集，举办读书会、郊游等活动，黄三姑娘都积极支持。

1950年2月，黄三姑娘才明确知道丈夫在重庆壮烈牺牲的消息，她陷入了极度的悲痛之中，由于长期对丈夫的思念和过度的劳累，身体极度虚弱，不幸患上了食道癌。

当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王维舟来看她，提出今后国家按月给她发放烈士家属抚恤金时，却被黄三姑娘婉言谢绝了。她说：“感谢党和人民政府的关怀，我们一家人能自食其力。”并把车耀先创建、自己苦心经营了20多年的“努力餐”交了出来，另外购买了两间铺面经营小生意，维持生活。

黄三姑娘把五个儿女都培养成人，参加了革命工作。1954年，她病情恶化，与世长辞，时年58岁。儿女们把她和车耀先烈士的骨灰合葬在她的家乡崇庆县。这一对恩爱夫妻永远值得人们崇敬和怀念。